在中国古代养生与修行的历史长河中，辟谷术作为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道士群体的实践紧密相连。从先秦时期“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想象，到汉唐时期道士们通过服气、导引追求长生不老的实证探索，辟谷术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生理调控方法，更承载了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历代道士如葛洪、陶弘景、张良等，既是辟谷术的践行者，也是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他们的实践与著述共同勾勒出辟谷术从养生技术向宗教修持演变的轨迹。这一传统至今仍吸引着现代人对生命极限与身心和谐的思考。
一、起源与理论奠基
辟谷术的雏形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其理论根源与道家哲学和原始巫教文化密切相关。《庄子·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记载，首次将辟谷与超凡脱俗的神人形象结合，奠定了其“超越世俗饮食”的精神内核。而《大戴礼记·易本命》提出的“食气者神明而寿”，则为辟谷提供了早期理论依据，将饮食方式与生命境界直接关联。
秦汉时期，方士群体将辟谷术系统化。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却谷食气篇》帛书，详细记载了以石韦替代谷物、配合行气克服饥饿的方法，证实西汉初年辟谷已形成具体技术体系。东汉道教创立后，辟谷被纳入修道体系，《太平经》将其与“存民养国”的社会理想结合，而《周易参同契》则从内外丹修炼角度阐释其机理，标志着辟谷从方术向道教修持术的转型。
二、道士群体的实践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士成为辟谷术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了“断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轻色好”的案例，虽质疑其成仙效果，但肯定了其延年益寿的价值。他提出的“胎息”功法，将呼吸调控与辟谷结合，形成“服气辟谷”这一主流流派。陶弘景则进一步系统化，在《养性延命录》中归纳出“顾四时、调情志、节饮食”等原则，使辟谷成为综合性的养生体系。
唐代道士的实践呈现多元化特征。司马承祯将辟谷与禅修结合，提出“服气疗病”说；孙思邈则在《千金要方》中记载服药辟谷方剂，采用茯苓、白术等药材替代饮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集体辟谷”现象，如《旧唐书》载潘师正“居嵩山二十余年，但服松叶饮水”，其弟子群体共同修习，形成制度化的修行模式。这种群体实践为辟谷技术提供了稳定的传承环境。
三、理论与宗教融合
道教内部对辟谷的诠释经历了从生理调整到宗教象征的升华。早期理论关注“除三虫”，认为人体寄生虫依赖谷物生存，辟谷可清除这些“修仙障碍”。至隋唐时期，辟谷被赋予“净化身心”的宗教意义，《三厨经》提出“天厨”概念，将辟谷视为获取神圣能量的途径，通过诵经存想替代物质饮食。这种转变使辟谷从技术层面上升为具有超越性的宗教仪轨。
辟谷术还与道教宇宙观深度结合。陶弘景提出的“与天地相异，日月并列”，将辟谷者定位为超越自然律的存在。宋代内丹学兴起后，辟谷被纳入“炼精化气”的修行阶段，成为沟通形神的重要媒介。这种理论演进使得辟谷不再仅是延年技术，更成为道士证道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体现了道家“形神俱妙”的终极追求。
四、现代审视与争议
当代研究对道士辟谷实践展开了多角度探讨。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质性访谈发现，现代辟谷者普遍经历饥饿感、情绪波动等生理心理变化，但集体实践能增强自我管理能力，这与历史记载的群体修行模式相呼应。医学研究则指出，短期辟谷可能改善代谢指标，但长期效果缺乏科学验证。这提示我们需辩证看待古籍中“断谷二百余年”的记载，可能包含宗教修辞成分。
辟谷术面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安全性与科学性。历史文献中既有王真“肉色光美”的正面案例，也有服食外丹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