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中，辟谷作为一种独特的修行方式，源远流长，但其“第一人”的归属却众说纷纭。这一争议既涉及历史人物的考证，也反映了辟谷实践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与多元解读。从先秦方士到道教祖师，从隐逸高人到现代推广者，辟谷的传承者众多，而谁堪当“第一”之名，需结合文献记载、文化影响与实践创新等多维度来审视。
历史源流中的辟谷先驱
辟谷的雏形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庄子·逍遥游》中“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形象被视为最早的理论依据。汉代马王堆出土的《却谷食气篇》进一步证实了秦汉时期辟谷术的流行。在这一阶段，辟谷与道家思想、方士文化紧密结合，但具体实践者多隐没于史料中。
若论历史记载的明确性，陈抟老祖常被后世尊为辟谷术的集大成者。据传他“辟谷一卧八百年”，被称作“睡仙”，其事迹虽带有神话色彩，却在道教典籍和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与之相比，张良因《史记·留侯传》记载“导引不食谷”而被视为早期辟谷的代表，但其修行更偏向疾病调养而非系统性辟谷实践。从文化象征意义看，陈抟的“睡功辟谷”更契合古人对长生境界的想象，因而在传统语境中占据重要地位。
道家体系中的辟谷传承
道教将辟谷纳入修仙体系后，其技术细节得到系统化发展。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记载了服药辟谷的方剂，而明代张三丰则将辟谷与内丹修炼结合，创“太极辟谷”之法。这些道门高功虽未自称“第一人”，却通过理论创新推动了辟谷的规范化。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内部对辟谷的定位存在分歧。正一派注重符水辟谷的宗教仪式，全真派则强调服气辟谷与心性修炼的结合。这种分化使得“第一人”的评判标准难以统一——是以技术开创性为准，还是以影响力为据？例如，葛洪在《抱朴子》中详述辟谷药饵，而陶弘景提出“五芽辟谷法”，二者皆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他们的贡献侧重不同。
现代辟谷的争议与重构
进入21世纪，辟谷逐渐脱离宗教语境，成为养生文化的一部分。刘昕明因成功申报“辟谷养生指导师”国家职业培训项目，被部分学者视为现代辟谷体系化的关键人物。他通过出版书籍、制定培训标准，试图将传统实践转化为可推广的健康管理方案。这一角色也引发争议：反对者认为职业化可能消解辟谷的修行本质。
与此李一、刘海荣等通过媒体推广短期辟谷课程，虽扩大了公众认知，却因商业化和安全性问题备受质疑。2015年深圳“辟谷致残案”更暴露出盲目跟风的风险——参与者因高温环境下断食导致器质性损伤，法院认定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这些案例表明，现代语境中的“第一人”不仅需考量推广力度，更应重视科学性与责任。
跨文化视角下的比较
辟谷与西方断食（Fasting）常被混为一谈，但文化内核迥异。弘一法师在《断食日志》中详细记录了37岁时17天的辟谷体验，强调“冷热水交替调节”等技术细节，体现东方辟谷对气息与脏腑平衡的关注。相比之下，甘地的政治性绝食更侧重意志磨练，缺乏服气、导引等配套方法。
日本学者奥野利雄曾提出徐福东渡包含辟谷实践，并将其与日本修验道的“木食行”相联系。这类跨文化研究暗示，辟谷的“起源叙事”可能被不同民族重构。但考据显示，徐福的航海记载更侧重求仙而非辟谷技术传播，将其奉为“第一人”缺乏直接证据。
总结而言，“中国辟谷第一人”的命题本质是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从陈抟的符号化形象到刘昕明的标准化尝试，每个时代的“第一人”都反映了特定需求：或为宗教神圣性背书，或为现代健康产业赋能。未来研究需更关注三方面：一是考古发现与文献的互证，如马王堆帛书的再解读；二是辟谷生理机制的循证医学研究，如苏州大学团队对凝血功能影响的发现；三是规范的建立，避免重蹈深圳案例的覆辙。唯有兼顾传统智慧与科学理性，方能真正理解辟谷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