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谷作为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实践，其归属问题在道教与佛教的修行体系中长期存在争议。历史文献显示，辟谷最早可追溯至先秦道家思想，与“食气”“长生”等概念紧密相连；而佛教虽未直接提出“辟谷”之名，却在戒律中发展出“过午不食”等相似实践。本文通过溯源两教经典、分析修行目的与方法，探讨辟谷的法门归属及其背后的哲学分野，揭示宗教传统对养生文化的深层塑造。
一、起源与核心理念的差异
道教辟谷：源于自然哲学的生命升华
道教辟谷的直接理论源头是《庄子·逍遥游》中“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形象，其核心在于通过断绝五谷浊气实现“形神俱妙”。先秦方仙家将辟谷与行气术结合，汉代《却谷食气篇》已系统记载其实践方法。道教认为五谷杂粮滋生秽气，阻碍“先天一气”的循环，故需以服气、服药替代饮食，最终达到“清地平基”的丹道境界。司马承祯曾阐释：“人体之病始于食浊，辟谷乃涤秽返真之径”，体现了道教对肉身净化与宇宙能量共鸣的关注。
佛教修行：戒律约束下的心灵解脱
佛教经典中并无“辟谷”概念，其饮食规范源于对欲望的节制。《四分律》明确规定“非时食戒”，仅允许日中前一餐正食。佛陀强调“食肉断大慈悲种”，但戒律重点在于培养悲心而非养生。禅宗高僧虽偶有辟谷记载，实为深入禅定后自然减少饮食需求，如《景德传灯录》所述：“定中七日，粒米未进，而神光愈明”。可见佛教饮食观更强调心性超越，而非刻意追求断食。
二、实践方式的系统性分野
道教的多维技术体系
道教辟谷形成完备的方法论：其一为“服气辟谷”，通过龟息、胎息等呼吸法摄取天地元气；其二为“服药辟谷”，以黄精、茯苓等高能量药饵替代谷物。《云笈七签》记载唐代道士能“辟谷三年，日行百里”，佐证其技术系统的有效性。更重要者，道教将辟谷纳入内丹修炼体系，强调“气满不思食”的自然状态，需配合导引、存思等功法方能成就。
佛教的制度化饮食规范
佛教对饮食的约束体现为严格的时间与品类限制。《羯磨疏》规定“时药”与“非时药”的区分，午后续命仅许饮用澄清果汁。这种规范与寺院集体生活紧密相关，如《百丈清规》要求僧众“食存五观”，将进食视为疗饥之药。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虽禁止主动辟谷，却认可禅定引发的自然断食现象，且强调“不得为显异术而绝食”，凸显其反功利主义的修行立场。
三、宗教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道教：长生久视的实践法门
在道教体系中，辟谷是“性命双修”的重要环节。葛洪《抱朴子》将辟谷列为地仙必修之术，认为其能“除恶尸，炼阴魄”。宋代全真道更将辟谷与内丹结合，丘处机西行途中“百日不食而气愈壮”，展现了其在宗教实践中的核心地位。这种修炼不仅追求个体长生，更被赋予沟通天人的象征意义，《黄庭经》称“食气者神明而寿”，直指道教宇宙观中的能量转化逻辑。
佛教：戒定慧三学的辅助手段
佛教将饮食管理纳入戒律体系，作为修定的基础。《楞严经》明示“断食众生肉”以护慈悲心，而“过午不食”的本质是减少欲望扰动，如智者大师《摩诃止观》所言：“饱食心昏，节食神清”。禅宗虽偶有辟谷记载，但始终警惕“著相求法”之弊，临济义玄曾呵斥“饿肚参禅”为外道行径，强调“平常心是道”的超越性。
四、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嬗变
科学验证与养生异化
当代研究发现，短期辟谷可激活细胞自噬机制，改善代谢综合征，这与道教“涤秽除病”之说形成跨时空呼应。然而商业炒作导致辟谷异化，部分机构鼓吹“49天断食”等极端方法，偏离了两教注重身心平衡的传统。正如李西月所言：“炼丹至于空，已尽善矣”，过度追求形式可能适得其反。
宗教对话中的理论融合
现代道教内丹学吸收佛教心性论，提出“辟谷不离心斋”；佛教界则重新诠释《瑜伽师地论》中“段食”概念，尝试与道教能量学说对话。这种融合在学理层面深化了对身心关系的认知，如陈撄宁提倡“仙佛合宗”，将辟谷视为“打通色身与法身的桥梁”。
结论：文化基因的双重烙印
辟谷养生法门虽根植于道教体系，却在历史演进中吸收佛教戒律精神，形成独特的文化复合体。道教赋予其“炼形改性”的超越追求，佛教则注入“慈悲护生”的内涵。当代研究中，需注意三个维度：其一，加强敦煌文献与道藏佛典的对比考据；其二，建立跨学科研究框架，整合医学、人类学视角；其三，厘清宗教修行与商业养生的边界。唯有回归宗教哲学的本源，方能真正理解辟谷作为东方生命智慧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