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谷”读音由“pì”转为“bì”的现象，本质上是汉语语音演变与词义分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甲骨文到现代简体字，“辟”的字形经历了“辛”“尸”“口”组合的刑刀意象向多义符号的转变，其原始含义中的“施刑”（bì）与衍生含义中的“开辟”（pì）形成语义对立。这种对立在《说文解字》中已有体现：“辟，法也”，强调君主权威与法治精神，而“闢”作为后起分化字专指开拓动作。明代《正字通》记载“辟音避，又音闢”，说明历史上存在音义对应关系，但语音随语义分化逐渐固化。
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汉语多音字现象往往源于词义引申过程中的语义场分割。在“辟”的演变中，“bì”音承载着君权、法律等抽象概念，如“复辟”“辟邪”；而“pì”音则关联具体行为，如“开辟”“辟谣”。这种分化在清代《康熙字典》中已形成系统化标注，“辟谷”作为道家术语，早期文献多注“pì”音，意指通过主动行为“开辟”（调节身体机能）。然而随着儒家经典注疏对“避”义的强化，加之道教内丹术的化转向，“避穀不食”的解读逐渐占据主流，推动语音向“bì”迁移。
二、宗教实践与学术诠释的博弈
道家典籍中的“辟谷”本指通过修炼实现能量转化，其读音在魏晋时期存在“p씓bì”混用现象。葛洪《抱朴子》将“辟”解为“避开”，称“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此时“bì”音已现端倪。宋代内丹学派兴起后，张伯端明确提出“服气为本，断谷为末”，强调“辟”应读作“bì”以契合“避俗修真”的修行理念，这种主张被《云笈七签》等官方道藏采纳，确立了读音的宗教正统性。
语言规范化的进程则加剧了读音转变。清代朴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批评“俗儒不识古音，强分辟闢”，主张恢复“辟”字本音。而章太炎通过考证《周礼》注疏，发现郑玄将“辟”释为“避”时多注“必益切”（bì），这种训诂学传统深刻影响了现代词典编纂。20世纪《国语辞典》编纂者黎锦熙采纳章氏观点，将“辟谷”正式标注为“bì gǔ”，标志着学术权威对民间读音的规训完成。
三、现代语境下的认同冲突
读音转变引发的争议在当代持续发酵。方言调查显示，江浙、闽粤地区仍普遍保留“pì gǔ”发音，这与当地道教宫观的口传传统密切相关。例如天台山桐柏宫的道长坚持“辟谷乃开辟谷道，非避谷”，语言学家李荣据此指出，读音差异实质是“文字训诂派”与“实践传承派”的认知分歧。这种对立在学术领域表现为两类观点：文献语言学派依据《广韵》《集韵》反切推定“bì”为规范音，而人类语言学派主张尊重修行群体的“活态传承”。
大众认知层面，读音选择已成为文化立场的标识。2017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时，编辑部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要求为“辟谷”增设“pì”音条目。支持者援引熊春锦《道医学》中的论述，强调“辟”字蕴含的“主动调和”之意与“pì”音更契合；反对者则列举《黄帝内经》吴崑注本等典籍，证明“避”义的历史合法性。这种争论折射出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本真性”与“规范性”的深层张力。
四、语言接触与技术传播的影响
全球化浪潮加速了读音标准的重构。英语世界将“bì gǔ”音译为“Bigu”并收入《牛津英语词典》，这种国际认可反向强化了国内规范读音的权威性。新媒体传播则呈现多元化态势：科普视频多采用“bì”音以符合教材标准，而养生自媒体倾向使用“pì”音突显传统特色。语言学监测数据显示，网络语境中“pì gǔ”的使用频率较纸质媒体高出37%，这种差异揭示了官方规范与民间实践的话语权争夺。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语言演变路径。语料库分析表明，主流输入法系统将“bì gǔ”设为默认选项，导致年轻群体认知偏差。但方言语音识别技术的进步，使得区域发音得以数字化保存。例如讯飞输入法已上线“pì gǔ”方言词库，用户在特定地域输入时自动匹配传统读音，这种技术干预可能为语言多样性留存创造新机遇。
“辟谷”读音的演变史，本质是语言符号在文化实践、学术权力与技术媒介等多重力量作用下的重构过程。从训诂学角度看，“bì”音的确立符合词义引申的逻辑；但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观之，“pì”音的存续承载着修行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未来研究需突破单一学科边界，建立跨领域的动态语音模型：一方面通过社会语言学调查厘清读音分布与群体认同的关系，另一方面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构建历时语音数据库。建议词典编纂采用“bì（旧读pì）”的标注方式，既尊重规范又留存文化基因，为传统术语的现代转型提供弹性空间。